少林会在蓟县

自少林拳在蓟县传延开后，同其他地区一样，它便以一种自身的民族文化形式面向大众。从防身健体，到表演娱乐，这是一种必然的文化进程。特别是在蓟地这个尚武精神颇强的地区，出现这种少林拳术的公众表演――少林会的形式更是有着它丰厚的沃土。这既体现了古代边民的尚武基因，也体现了国人对体育文化的多元追求和挖掘。晚清时期正是冷兵器与现代火器缓缓交替的时代。几千年的武学渊源，要得以延续和发展，聪明的人们即选中了他们认为最大众化的表现形式，将中华千百年来的这种文化化石――古代武术流传下来。历经沧桑，今天仍有人在孜孜以求，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光大。

蓟县地区出现少林武术会的时间大约是在清朝的中下叶，由于无文字可考，我们只能以祖辈口碑所传为据（至于其它门派的武术会活动的情况我们在此从略）。这就是先祖商仕芝传播的少林武术更广泛的影响，从设拳场授徒到大众化的表演和普及。据此，我们把先祖商仕芝先生的思想脉络以我们的认识，作不成熟的阐释。

先祖商仕芝先生经历了清王朝由盛及衰的一个较漫长的体验过程，从乾隆末年到光绪六年这样一个长达几十年时间，清王朝从康乾盛世的尾声到内忧外患，由于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激化及外来列强侵扰的光绪年间，仕芝先生是目睹了这一切的。对幼年时期就以中国儒学为教育根基的旧日知识分子的他来说，面对着国人的苦难，国家的危机，以及当时统治者积重难返的腐朽，从而埋下了一种无奈的隐退心理。我们仅从它流传下来的只言片语中就可以管中窥豹。虽非系统，但依那“青山绿水近我居，闲行玩景看桥鱼。逍遥自在林泉乐，不羡王侯四马车。”（摘自蓟县志）的表白，就可以说明他当时的一种心境。这在当时“退隐”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同时也算一种明智。作为一名武术家的仕芝先生在乡梓授徒教武、广设拳场、以激民智，应与它的思想根源有关。在授拳倡武之际他大兴武德，约事徒众，结友以诚，遇肖小之欺而不怒。这不能不说是在佛门习武者中一种特殊风范之体现。而他本人却曾同几个持枪作恶的外国洋人交手动武并用口中水箭将其击翻以严惩之。这又可证明他人格上的全面。在《蓟县志》中曾这样评价商仕芝先生：“英杰之士，无时无之，或有为拳术界放异样光彩如商仕芝其人者乎”。此言虽大，但决不失真。如他对当时山东来的落难武术大师神枪刘子明先生的态度更足以说明商仕芝先生的宽怀大度。刘子明从山东落难只身来到蓟县，衣食无着，仕芝先生将其留住长达二、三年之久并将蓟县城东桃花寺的场子让与刘子明授徒谋生，故如今在蓟县城东地区仍流传着刘子明传下的《九枪式》等枪法，丰富了蓟县‘带的武术内容。这在当时的历史风气下，是难能可贵的。

先祖商仕芝在蓟县所传少林拳术的总体风格是古朴无华、刚猛而沉静、强悍而机巧。以古代技击为主旨，内强气血、外实筋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蓟县再传弟子周军者，因求生计于北京天桥演艺。时有武术家李景林（李时任某军长官，后就职南京国术馆），再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