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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王春华
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清代情况大不相同，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才，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为了提高应试武举人的素质，更好地实施武举制度，封建国家还创办了“军事院校”——武学。武学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其完善则在宋代。宋代武学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各州府分别设置，招收低级吏臣和门荫、草泽人等。武学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凡武艺技能和军事理论达到合格标准者，均可以参加武举的考试，成绩优异者还可以直接经皇帝殿试后授予官职。这样，武举制度便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了起来。自两宋到明清，武学教育一直是封建国家培养武艺人才的重要手段，武学学校则成为军事将帅后备人才的培训基地，因而受到教育家、军事家的高度重视。在古代学校教育史上，武学与武举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唐代创立武举制度时，主要是考核体能和作战技术，包括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考试种类，以及跷关、负重、身材等相关体能项目。据《唐六典》卷五载：“以五等阅其人，一曰长朵，二曰马射，三曰马枪，四曰步射，五曰应对。以三奇拔其选：一曰骁勇，二曰材艺，三曰可为统领之用。”基本上不考文只考武。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的制科中，与军事紧密相关的“军谋宏远堪任将帅”属于文举，并不在武举之列。这也说明，唐代武举所选，偏于下级军官，基本与高级军官无缘。尽管武举出身者可能后来极为有名，如郭子仪，但他是靠多年实战打出来的功业，同武举出身关系不大。从《唐书》中的列传明确记载武举出身者仅有郭子仪一人来看，反过来说明了武举选出的人大多默默无闻。所以，欧阳修对武举很看不上，在《新唐书·选举志》中说了武举的基本制度后，评价道：“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而马端临反驳欧阳修的评价，能举出的例子也仅仅是郭子仪。
武举出身的人能不能打仗，确实值得存疑。唐末五代，正是兵荒马乱军人跋扈的时期，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武举并未举行。王栐《燕翼诒谋录》称：“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直到形势稳定的北宋仁宗年间，才又恢复了武举。与唐代不同的是，北宋重视军事理论，武举考试把韬略放在首位，其次才是体能和技艺。“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其间以策略武艺俱优者为优等，策优艺平者为次优，艺优策平者为次等，策艺俱平者为末等。”（《宋会要辑稿·选举》）书面考试内容几经演变，最终确定为考《武经七书》。
宋朝重文轻武，尽管武举与文举并列，但武举出身者朝野不看重，自己也会觉得矮一头。武举考中，不过是差遣去干一些“京东捉贼”、“教习骑军”的事情，甚至还被差遣榷酤之职。元朝最重军事，但恰恰是元朝并未实行武举。尽管元朝的文举也乏善可陈，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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